红酒国际1月7日消息 五代以后，葡萄的种植面积在唐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扩大，除了西域、河西地区依旧是葡萄的主要种植地外，河东、河北、河南地区葡萄的种植也逐步扩大。太原府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在宋金时期名重天下。北宋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等附近地区都种有葡萄。两淮路的黄州有葡萄酒的酿造，扬州、和州也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

　 及至南宋，江南地区葡萄的种植也非常普遍。两浙路的常州种有马乳和水晶两种葡萄。平江府（苏州）的常熟也种有两种葡萄。湖州不仅出产野生葡萄，还栽培有紫、白两种马乳葡萄。都城临安府种有水晶、玛瑙葡萄。沿海的台州出产紫、绿两种葡萄，仙居则出产优质的水晶葡萄。西南地区的梓州路渠州种植葡萄，所酿葡萄酒位居天下名酒之列。成都府种有绿葡萄。

　 两宋时期拥有如此广泛的种植范围和繁多的葡萄品种，葡萄酒不可避免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唐朝时期，诗人们吟咏的葡萄酒，红葡萄酒和绿葡萄酒都有。而两宋时期，普遍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是绿葡萄酒。绿色是希望的颜色，是春的象征。陈亮的《采桑子》和曾协的《酹江月》，都明确地提到了葡萄酒的绿色，也在词中点明了季节春季。葡萄酒的颜色，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春季带给人的希望，因此在满眼绿意的时候，词人们选择了配上一杯澄绿的葡萄酒。

　 宋人喝葡萄酒所用器具，和前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玻璃盏在上面的引文中出现了两次，毛滂（“玻璃盏，蒲萄酒”）和赵长卿（“葡萄酌玻璃”）分别点明了他们所使用的酒杯是玻璃杯。此外，叶景山提到了另一种比较珍贵的酒器“金钟”（“葡萄满泛金钟”）。从一开始的一斛换取凉州刺史，到如今大量进入诗人的生活，葡萄酒已经渐渐平民化了。同时，从器皿可以看出，葡萄酒再怎么普及，它也依旧是比较高级的享受，对于整日奔波在温饱线上的农民来说，或许除了专门负责酿酒的人家，他们是喝不上葡萄酒的。

　 酒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一种饮品。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里，酿酒就已经是一个较为成熟发达的行业了，先民们在祭祀、宴饮时都会使用酒。随着葡萄酒在宋代的普及，可以看到，葡萄酒在友人聚会或送别的时候频繁出现。

　 上引葡萄酒词中，有三首都和聚会、送别相关。高似孙的《金人捧露盘》是一首送别词，上半阙写送别对象去扬州的行程，寄托着作者的祝福：下半阙则描绘了扬州的繁华美景、人文风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灿烂的画卷，扬州的繁华也预示着范东叔日后的美好生活。作为美好珍贵物品出现的葡萄酒，是扬州奢华生活的一个缩影。

　 韩玉的《满江红》则赋予了葡萄酒另一种风格。一直以来，葡萄酒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高雅的，这得益于葡萄酒的颜色和器皿，但韩玉在词中，却和友人“我劝君一杯，为君高唱。今日谋欢真雅胜，休辞痛饮葡萄浪”，给葡萄酒贴上了豪放的标签。这表明，在宋代，葡萄酒在一定意义上承担了和白酒一样的功效。同样，在曾协的《酹江月》中，满座嘉宾也是“公子豪饮方酣……深酌葡萄新绿”，最后纷纷醉倒。“豪饮肌"深酌”都是人们写白酒时惯用的词眼，如今却和葡萄酒连在一起。

　 宋代的葡萄酒还出现在寿宴上。宋词中葡萄酒在寿宴上出现了三次，分别是叶景山的《临江仙》、翁溪园的《沁园春》和姚勉的《满江红》。三首词的场面都显得非常豪华，作者用了大量的比兴来衬托寿宴的热闹和奢华，而献上的葡萄酒，则更为场面增添氛围。姚勉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当过节度判官、太子舍人，在他朋友的寿宴上出现葡萄酒，可见葡萄酒在当时依旧是比较高端的酒酿。

　 中国诗人、词人历来喜欢“言志”，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作品留下了许多特别的意象。陶渊明之后，菊花即是隐士的象征，而酒是诗人们必不可少的饮品。到了宋代，葡萄酒也被赋予了隐士的寓意。刘克庄的《贺新郎》表达了词人性好淡泊、不爱名利的人生志向，词人推崇陶渊明，只是身处塞外，只能“樽有葡萄簪有菊，西凉州、不似东篱下”。但词人表述的含义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是一样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到了宋代，葡萄酒的社会功能大大增加，可以会友、送别，也可以祝寿，更可以表达隐居的意愿。葡萄酒，渐渐有了和白酒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功效，可以优雅慢酌，也可以豪饮。张骞通西域带来的葡萄在中原大地生根、发芽，成为大众熟悉喜爱的果品，也在长久的流传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