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0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些方案进一步明确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国家战略。
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不同于自由贸易区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从那时起，中国大陆就掀起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热。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和官员没有分清自由贸易园区与自由贸易区的区别。早在2008年5月，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函，明确二者之间的差别。中国正在试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是自由贸易园区，英文是Free Trade Zone，简称为FTZ，是指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实行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的特定区域，类似于世界海关组织（WCO）的前身——海关合作理事会所解释的“自由区”。WCO的《京都公约》定义：“自由区（Free Zone）系指缔约方境内的一部分，进入这一部分的任何货物，就进口税费而言，通常视为在关境之外，并免于实施通常的海关监管措施。有的国家还使用其他一些称谓，例如自由港、自由仓等”。
而自由贸易区的英文是Free Trade Area，简称为FTA，是指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通过签署协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从而形成的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特定区域。FTA是根据WTO规则而确定的，涵盖的范围是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所有成员的全部关税领土，并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
中国为什么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
改革开放大力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正式融入全球经济。实践证明，改革和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法宝。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了关键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深水区。中国要可持续发展，要转变发展方式，就得打破既得者利益集团的束缚，探索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
另一方面，2014年中国继续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利用外资大国、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大国。可以预计今年或者明年，中国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作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中国需要在国际规则、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进行能力建设和积极倡导，推动国际金融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与发展。
因此，中国政府决定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特定的区域里进行先行先试，打破现有垄断，引进先进方式，创新管理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特别是包括金融业等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开放，试验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模式，与国际上先进的投资管理理念一致，有利于不久的将来与主要经济体合作与竞争。
中国如何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到目前为止，中国进行了两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最早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扩容，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广东、天津、福建。
2014年12月，中国政府印发《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包括投资管理领域、贸易便利化领域、金融领域、服务业开放领域和事中事后监管措施领域，共计23项措施；在全国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广海关制度创新、检验检疫制度创新领域的6项措施。
2015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牵头负责，建立了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工作。该制度对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试点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协调解决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评估、总结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提出复制推广意见和建议等。
2015年4月20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些方案进一步明确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国家战略，广东自贸试验区立足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天津自贸试验区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自贸试验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自贸试验区继续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担当“领头羊”。
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未来走向哪里？
尽管2015年4月中国政府公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并实施统一的负面清单，但是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道路仍然是需要时间来证明一切。
首先，自由贸易试验区需要建立规范、完善的治理结构。无论是最早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是后来的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都面临治理结构上的缺陷。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都有海关特殊监管区，都有多个片区，必然涉及到基层管理机构的治理结构。这些基层机构是政府的派出机构还是法人治理机构，如何与地方政府特别是当地行政区政府之间的治理结构相协调，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例如，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面临与深圳前海、南沙新区、横琴新区之间的治理结构协调问题，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就面临与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等之间的治理结构协调问题，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面临与厦门、平潭、福州片区之间的治理结构协调问题。
其次，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需要解决碎片化问题。现有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都是12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最大，为120.72平方公里，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最小，为116.2平方公里。国家进行批复和设计自由贸易试验区，从2013年到现在都没有明确说明其依据和标准。实际上，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在120平方公里左右做文章，肢解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甚至破坏了原有的规模效应，特别是贸易便利化和投资的自由化。例如，平潭岛变成岛中区，自由岛功能大幅被削弱。一区多园会增加更多的运行成本，不能有效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效应和功能，它只能是权宜之计，未来将会进一步扩容到整个地区。
第三，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需要一个科学的、规范的标准。中国各地都在积极申请自由贸易试验区，重复当年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开发区过多过滥的故事，圈占大量的土地资源，并带来大量的社会矛盾。当前，全国进行深化改革，特别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提升经济效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申请和批准，也应当是减少审批，鼓励相关机构根据中国国情，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制定和设计科学、规范、合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准。例如，营商环境、贸易便利程度、投资自由度、制度创新等。这样，全国各地之间开展制度创新、公平竞争，哪一个地方达到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准，就自动升级自由贸易试验区。哪些地方不积极创新，不转变政府职能，不改善营商环境，就难以获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申请资格。
总之，未来自由贸易试验区不再是一哄而上，不再是政策高地，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自由区、创新区，该区域内交易成本尽可能低，经济效益大幅提高，落实国家战略布局，有助于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