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我是个靠写葡萄酒谋生的女人，可能猜不出我这个文学系毕业的女孩子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在酒屋做销售。现在想起第一天上班的情景，历历在目。

　　大学毕业前两个星期，我找到了一份在酒屋卖酒的工作。一干就是半年，看着我的同学们在华尔街或是律师事务所鞍前马后的，我这边还陶醉于推销出去一瓶斯米尔诺夫伏特加或是博若莱新酒，我父母可焦虑了，他们问我：“你的工作就是卖酒？”“不，是学做葡萄酒生意。”这就是我的回答。

　　我做事的这间酒屋属Morrell公司所有，20多年前至今，它都算得上曼哈顿顶尖的酒屋，一个做葡萄酒贸易的商人对我说过：要想做葡萄酒生意，就得从零售做起，尽管刚开始并不能让你赚大钱。

　　站柜台让我见识不少有趣儿的事。比如，帕克对1982年波尔多葡萄酒的成功预测，让美国人对葡萄酒的热情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那段时间，酒屋每天都挤满了来买酒、喝酒并谈酒的客人。刚到酒屋工作时，人们眼中只有勃艮第和波尔多，现在连门多萨和拉曼恰都变成热门了；那时，人们花15美元就能喝到一瓶上好的波尔多，现在，买一瓶美国酒都可能需要3位数；那时，人们买酒要找我，现在，拍卖行、互联网……都在抢生意。

　　就在葡萄酒世界沧海桑田之间，我后来也从一个酒屋销售变成了记者（我爸妈终于安心了）。这些变化让葡萄酒的生意变难做了还是变好做了呢？消费者们还那么懵懂吗？他们可以说出几个“车库酒大师”的名字了吗？他们买酒的时候仍然只会讲“给我一瓶好喝的干白，噢，不要太干的那种”这类傻话吗？做酒屋销售的这段时间让我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

　　“我记得你当时喜欢穿Laura Ashley的衣服和鞋子上班。”老板的女儿Ruth Morrell提醒我。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我可记得她在15岁时就是个潮女，喜欢各种设计，现在也是负责整个家族公司的形象设计。当年店里有4个同事，三男一女，经验丰富的Chris从德克萨斯来到纽约，任店面经理；Larry和Rich负责维护销售的电子信息系统；24岁的Liz已经拿到了侍酒师资格证，欠缺的仅仅是实践。还有我，文学学士的背景听上去最不靠谱，但和大伙儿有个共同的爱好——当然是葡萄酒。

　　上班的第一天早上，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熟悉各种酒的摆放位置，现在只记得波尔多和香槟摆在正门最显眼的位置。没过多久我就迎来了我的第一位客人，要买一箱加州的霞多丽。我请他举一个他常喝的酒，“Kistler。”他回答。我一惊，Kistler可是有消费能力的人才会买的啊。我在背后抄起“大刀”准备宰他一回，连Chris也过来“帮凶”，最后，这位霞多丽先生还买下了Shafer Red Shoulder Ranch, Landmark Overlook和Rudd Carneros，花了差不多800美元，这在当时绝对算大买卖了。人生第一笔生意竟然如此成功，我心里乐开了花儿，两手沾满了“鲜血”，可表面上还得装平静：“欢迎您下次再来！”他似乎感觉被黑了或是多金到不在乎，表情麻木地快步走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平庸乏味，做了零星小生意，几乎都是卖给女客人美乐。她们似乎羞于买酒，几乎人人都说“平时是我老公来买啦。”只有一位妇人拽得要命，问我有没有瑞士的灰品乐，当我告诉她店里仅有的3种瑞士葡萄酒不能满足她的时候，竟然被报以蔑视的神情。我忍着接着向她推荐俄勒冈和阿尔萨斯的正点灰品乐，她却以自己是瑞士人为由严词拒绝，弄得我窘得要命，好在Rich过来解围，并成功说服她支持一下她第二故乡的灰品乐，也让我刚建立起来的自信瞬间坍塌。直到老板Roberta Morrell的丈夫Nikos Antonakeas来查店，我告诉了他被瑞士妇人刁难的遭遇。“现在的顾客懂行了，你要看到积极的一面，以前我做销售时，顾客嘴里就那几个词儿，‘柔和’啦、‘干’啦……现在他们能叫出葡萄酒产区和品种了，甚至还能点出想买哪个酒庄的，我们卖酒的，其实更容易做生意了。”他鼓励我道。

　　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重拾信心去卖酒，又发现了新的困扰。我在给客人推荐酒的时候仿佛得了选择焦虑症，总觉得店里某一处还有比我推荐的酒更适合眼前这位的，他那么虔诚地听我忽悠，让我感觉压力很大，精神无法集中，自然销售效果也不理想。

　　好在绝大多数的客人都能不用我焦虑，选出自己的“瑞士灰品乐”，最多只需要我给他们指明一个方向。比如一个女顾客点名要贝灵哲的赤霞珠，在我得知她买酒是招待闺密的时候，便建议她买贝灵哲的美乐，因为美乐的果味更易饮，更讨女人喜欢，结果她信服地掏了腰包。

　　忆往昔，看今朝，Morrell酒屋的生意还那么火，店里变化最大的就是购物袋了，我上班时给客人提供的黑色塑料袋被换成了时尚绿色的手提纸袋。也许客人并不在乎吧，因为他们大都自己选酒，销售们只是负责把酒装进这漂亮的纸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