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中国消费形态的了解,消费心理的探究,其实还是表面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所谓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象来作为参照。
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文化的分析,才能够理解和明白。为什么别的国家是这样饮酒,而我们是这样来饮酒的,就像我们的干杯文化,一直被很多葡萄酒人所诟病,其实这就是我们文化的表现,文化不存在好与不好之分。
当我们再深挖下去的时候,直至潜到最底层的文化,我们会看到它就是中国葡萄酒文明演变的根源。其实,全球商业的发达,就是在文化层,政治层,经济层,产业层,消费层等方面进行的竞争。
其中,只有文化层是最为久远也是最有竞争力的。市场消费层反应的是深层文化下的时代特性。政治层和经济层的影响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但文化层却可以几百年乃至几千年。
法国之所以经久不衰,之所以成为当前葡萄酒世界的王者,是因为法国一直在输出葡萄酒文化,而不是单纯的产品和价格的高低。澳大利亚引领了新时代的葡萄酒文化,而美国并没有,所以澳洲将会成为新的领军人。
智利的葡萄酒要想成就大未来,主要还是要考量文化的底蕴和影响力,确切地说,是不太可能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国等国,虽然酿酒历史悠久、技术深厚,但在文化输出上却落后于法国,始终处于尴尬的第二层。
至于其他很多葡萄酒小国像格鲁吉亚、乌克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等国,在文化输出上太少甚至基本上没有,反映在市场上,消费者根本不知道,更何谈了解?
同时,上述这些国家即便葡萄酒很发达,但由于文化底蕴、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因素,在未来的世界葡萄酒格局演变中,其实也难以真正的领导全球。
例如人口因素。想引领全球,这个国家人口的多与少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从早期西班牙、葡萄牙到荷兰、大英帝国、法国、德国到美国,影响世界的国家,其人口也不断递增。能够扩大影响力的,人口的多少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的葡萄酒酿造历史也非常悠久,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不一样,导致葡萄酒出现了断层和脱节。而欧洲得益于工业革命、得益于大航海时代,由于贸易和流通促进了葡萄酒文化的输出。
波尔多正是在大航海时代崛起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开启了波尔多葡萄种植园,后由“日不落帝国”英国成就了波尔多的全球地位。殖民运动里葡萄酒可以换黑奴的“三角贸易”,使欧洲葡萄酒大获发展,波尔多更得益于港口优势,葡萄酒贸易地位由此奠定(也得益于英国因地理环境不宜种植葡萄)。
大航海时代促使“欧洲富裕的大西洋贸易”“进出亚洲”等带动欧洲的进步与变化。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上载满仓葡萄酒,从伦敦经马德拉岛前往印度孟买,再迂回于印度与好望角之间。这种基于殖民的黑色贸易,使欧洲正式成为全球的第一个葡萄酒中心。
工业革命之后,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生产规模扩大,全球贸易进一步加强。经历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霸主地位递交给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葡萄酒发展受阻或发展缓慢,美国虽远离战火但却是最大受益者。但美国的禁酒令使葡萄酒受到影响并呈低质化。此时欧洲移民到澳洲的开拓者使得澳洲葡萄酒大获发展。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倡导全球化和自由市场,在这场贸易战中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是美国,其次才是欧洲。
中国是一个茶的民族,却不是一个葡萄酒民族。陆羽《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早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名著,而我们却没有为葡萄酒著书立说,均零星记载与提及。西域葡萄酒产地,唐朝之后因伊斯兰教禁酒的缘故,大量葡萄制造成葡萄干。
三大水系的黄河、长江、珠江养育了中华儿女,缔造了辉煌的河流文化和农耕文明。食用五谷,所以酒以谷物发酵和蒸馏酒为主。农耕文化不具备侵略性,所以中原并未发动对外国的侵占。虽然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洋文化却一直处于弱势,尤其是清代的闭关锁国,导致落后挨打。
改革开放之后,今天再次翻开中国版图,东部经济明显优于中西部,这也得益于全球贸易的港口优势。现如今海洋经济已提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已成为全球进口葡萄酒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国内的葡萄酒大获发展,成为世界上葡萄酒增速最快的国家。对于葡萄酒,中国人也将会像拥有互联网一样去喜爱,这必将融入中国文化体系之中,释放出影响全球的新光辉。
葡萄酒的新商业文明,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与葡萄酒强国之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中国葡萄酒文化的商道精神。
中国葡萄酒的商业精神是什么?一直以来,我们搞种植和酿造,忽略了中国葡萄酒精神的建设。今天,随着消费大时代的来临,为了让中国葡萄酒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能够走向世界,我们有必要重新来认识和构建。
企业不能为了挣钱什么都干,否则,行业就会像腐烂的苹果。不把腐烂的部分削掉,迟早整个苹果都会烂掉,而葡萄酒产业也必将遭到破坏。
社会在进化,市场在发展。葡萄酒产业也要与时俱进。从80年代开始,中国葡萄酒迎来成长期。这也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96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大部分行业都迎来了一轮高增长,葡萄酒也受益于此。由启蒙到培育,今天,我们的大部分消费者对葡萄酒已经不再陌生。
葡萄酒不是孤立的产业。它和国内外的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密切相关,也深受民族文化的影响。
不同民族对金融的理解,直接决定了民族的未来。人们都喜欢说,犹太人是最懂金融的民族。实际上,中国人才是最懂金融的民族。一部《管子》,其中主要体现的就是经济、金融的思想。其实,这部书据说也不是管仲所写,而是多年之后由别人整理而成,想必不可能完全记载更真实的管仲思想,甚至是一知半解。然而管仲出生在公元前723年,而我们一直奉为经典的《国富论》,其作者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出生在1723年,相差了2000多年。但有关金融中的各种玩法例如货币战、通货膨胀、价格与市场、税收与财政、宏观调控、社会分工等等,都会让你大吃一惊。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如此早的就已经告诉了我们。
温州很信奉犹太人,这跟他们从小商小贩起家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人的金融思维里,类似于犹太人的投机是低层次的,而国家资本才是最高的境界。宋朝发明世界上第一个纸币交子,而晋商的身股制度是中国最早的股权激励,也是世界最早的。
所有的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熠熠光辉。没有这些深厚的文明,何以谈称王世界?而这些,都将影响整体的商业体系,包括葡萄酒。
中国没有理由在文化上自卑,更无需在文化上不自信。
以往我们一直在学习国外,特别是学习法国的经验。但是,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国葡萄酒要想发展,就必须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有句话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世界迎来了“中国时代”。欧美的运程已经过去了。欧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确切地说,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全世界进行的“财富掠夺”,已经到了新的节点。
而今,世界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不是简单的世界经济周期性衰退,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全球经济必将出现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也在逐步放缓,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
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葡萄酒受益于此,也必将成为世界葡萄酒发展的新动能。
中国自古崇政轻商,但依然诞生了很多杰出的商界巨匠,例如春秋时期的范蠡,近代的胡雪岩等,都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商训”,直到今天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国葡萄酒在早期的发展中,由于市场不发达,导致行业产业的政策也相应比较松,市场的监管也比较弱。也导致原有的葡萄酒商业文明是以单纯的盈利为目标。而新时期,葡萄酒的新商业文明要把企业盈利的目标和社会效益融为一体。
所谓葡萄酒的新商业文明,就是要走出现在世俗性的人文主义,要用新的价值观来驱动,这时的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企业如何花钱,而是企业如何负责任地赚钱,突破单纯的盈利,建设和谐共生、开放透明的葡萄酒新生态网。
在新商业文明时代,在全新的价值观指导下,要强调跨企业的合作、强调企业与政府与社会的三者合作。实现新商业文明的主要路径是“创新”“共享”“责任”“互利”这八个字。
在浩瀚的中国思想智慧中,我不知道最早是谁说的这句话,但我认为它非常适合今天的中国葡萄酒:以德修身、以诚养心、以义制利、以本求新。
中国葡萄酒行业正处在一个从传统走向全面信息社会的大变革时代。生产方式、商业行为、商业模式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这一次,中国葡萄酒无需再学法国,我们应该主动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商业文明架构。
如此,中国葡萄酒才会迎来大时代、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