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数千年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酒的国家之一，并形成了我国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酒：黄酒和白酒。在史书中有大量关于酒的记载，如：战国末期韩非子有最早的酒广告记载“宋人酤酒，悬帜甚高”（帜：酒旗）；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年）便实行了酒的专卖；在史料中最早的酒价格记载，是汉代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官卖酒，每升四钱”。现存最古老的酒：1980年在河南商代后期(距今约三千年) 古墓出土的酒，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关于酒的记载史不绝书，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便出现我国最早的记载酒的文字。在甲骨文中，“酒”字的写法有两种，一是“酉”的单体象形，一是在“酉”字旁加上几个点，表示液体。



　　葡萄与葡萄酒的特殊保健功效被揭示后（白藜芦醇Resveratrol的发现，法兰西悖论French Paradox），强调“食疗同源”的华人，对葡萄酒喜爱有加。



　　我国最早的葡萄的文字记载见于《诗经》。《诗·  风·七月》：“六月食郁及 ，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反映了殷商时代(公元前17世纪初—约前ll世纪)，人们就已经知道采集并食用各种野葡萄了。并认为葡萄为延年益寿的珍品。



　　但是，中国葡萄和葡萄酒业开始，还是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8)。之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酒业的发展与葡萄酒文化的兴起；以及唐太宗和盛唐时期灿烂的葡萄酒文化；元世祖时期至元朝末期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繁荣；清末民国初期萄萄酒业发展的转折，则是葡萄酒工厂化生产的始端。现在，在中国大陆葡萄酒年产量达30万吨的规模。



　　史书中关于葡萄酒的最早记载是《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汉使张骞出使西域见闻。之后东汉以至盛唐，葡萄酒一直为达官贵人的奢侈品。如东汉时，据<<太平御览>>卷972引<<续汉书>>记载：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斗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剌史。以至于苏轼对这件事感慨地写到：“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



　　唐朝是我国葡萄酒酿造史上很辉煌的时期，葡萄酒的酿造已经从宫廷走向民间。酒仙李白在《对酒》(《全唐诗·李白卷二十四》)中写道：

　　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

　　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

　　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



　　记载了葡萄酒可以它像金叵罗一样，可以作为少女出嫁的陪嫁，可见葡萄酒普及到了民间。



　　另外，唐朝王绩的《题酒家五首》，刘禹锡的《蒲桃歌》，宋朝陆游的《夜寒与客挠干柴取暖戏作》，以及元朝时期的《马可波罗游记》，元曲、明清小说中都有大量关于葡萄酒的生产、消费的描述。



　　而在元朝《农桑辑要》的官修农书中，更有指导地方官员和百姓发展葡萄生产的记载，并且达到了相当的栽培水平。明代徐光启所著的<<农政全书>>卷30中也曾记载了我国栽培的葡萄品种。



　　但是，葡萄酒在中国为何没有象在欧洲那样深入人们生活？这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观点一，由于葡萄酒原料的生产有季节性，终究不如黄酒原料（谷物）的获取、保存那么方便，因此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并未大面积推广。在历史（元朝以前）上，葡萄酒的生产主要是集中在新疆一带，而汉民族对葡萄酒的生产技术基本上是不得要领的。这也是合乎史实和逻辑的一种解释。



　　观点二认为：葡萄酒是舶来品，不是中华文化的原有组分，因此，华人消费葡萄酒也就不具有普遍性。这种观点似乎民族情结过重，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技术与西瓜同一时期传入我国，而番茄、胡萝卜、马铃薯等传入我国都要晚于葡萄。今天，有谁能说华人不能普遍喜爱西瓜、番茄、胡萝卜、马铃薯呢？



　　观点三认为：葡萄酒适配西餐，搭配中餐太牵强。这种观点又似乎不很了解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中华饮食的川、鲁、粤、潮、浙等八大菜系，风味之丰富，堪比法国葡萄酒。普罗旺斯的鱼适配普罗旺斯的桃红葡萄酒，法国的烧鸡可以搭配香槟或白葡萄酒，法国的鹅（鸭）肝可以配法国葡萄酒，中国的鸡、鸭、鹅、牛为何不能？他们如何知道这其中的差别？只是我们对这两者了解太少而已。



　　当然，作为一名葡萄酒爱好者，大可不必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只要自己喜欢。





注：该文发表于《THE WINE REVIEW》新加坡